在德政路上班的日子（二）

工作这么多年一直没有打过卡。在外贸公司的时候，我们有考勤员，就是守传真兼打扫卫生的阿姨，后来到了外企，很快就坐直升机升到管理层去，也就没人对我再提考勤两字了。

出来工作的时候，考勤是一件大事。因为关系到全勤奖金，具体的数字已经不记得了，但是对于当时一个月工资才百来块钱的我们来说，任何收入，都是锱铢必较的对象；再加上刚出来工作，在规章制度面前战战兢兢，迟到旷工这些坏事和我们就更加绝缘。以当时的标准，我住得远，每天要起个大早从火车站挤7路公车到越秀南，嘴里自不然常常抱怨。

不过我们也有自己的乐子可寻。那就是看楼上十八楼箱包公司的笑话。

箱包是最好做的外贸生意，因为有配额。而每年全国箱包出口的配额，省轻岀占了六七成还有多，这样那些生产箱包的厂家要从全国各地赶来，排着队把产品还有客人奉上。所以公司里头前辈们谈起箱包公司的业务员，都是语带轻蔑不屑：“切，这些人，不就是靠个配额吃饭嘛，除了会打单之外，哪有什么实际能力，换他们下来看看，只怕什么单都接不到！！”

话是这么说，可是做箱包真的好啊，看他们每个人都衣着光鲜，年轻的有BP机，年纪大点的，都欲掩弥彰地揣着大哥大，对我们这些刚出校门的小年轻，有着无以言喻的杀伤力；更甚的是据小道消息，他们连搞清洁的阿姨都有差不多三千块钱一个月，真是，都90年代了，还搞脑体倒挂。

不过，他们也有死穴。箱包的老总叫做周老虎，又据小道消息说是部队里头退下来的，出了名的雷厉风行。因为箱包太好做了，业务上实在没有什么好管，所以他选择的管理上的突破口，就是考勤。

据说每天早上8点前，周老虎就会搬张凳子坐在十八楼的箱包公司的办公室门口，如果有谁不能够准八点进入办公室的话，就会给他抓个正着。至于抓住之后的惩罚，众说纷纭，什么样的说法都有。不过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老虎发威，后果很严重。因为到八点还有十分钟，拥挤在公司大堂那两台仅有的电梯前面的人群，一定找不到箱包的人。如果这时候还有箱包的人进到大堂，一定就是拔腿就往走火通道的楼梯跑，因为他们耗不上排队加上电梯层层停的时间。

这时候我们不禁扪心自问：去箱包好吗？答案是，不好，还是自由好。

这是真心话。因为渡过了菜鸟期，我们就开始上班溜号。

写字楼是那种敞开式的办公环境，几个经理坐小房间，外面的空间很大，几十号人，按说领导不想起，是不会发现几个小喽啰失踪的。不过我们还是很谨慎，每天早上回到办公室之后，我们就开始寻找机会在经理科长面前先亮亮相，比如帮科长准备好开水，和经理大声打上几声哈哈，让他们知道小吴小彭小陈都来了；然后再在桌面上摊上几本打开的文件夹，就开始悄悄地溜到外面了。

许多翘班的知识都是业务员里头的大师兄荣教授给我们的。当年他28岁，女朋友是写专栏小有名气的黄爱东西（这也从某个角度说明，当年做外贸也是一项高尚的职业），正是风华正茂，挥斥方遒的时候。对我们这些刚刚出来工作的小毛头来说，他的衣着，他说话的腔调，他的一举一动都是榜样。他身上那种在社会上浸洗过的“江湖”习气，对我们这些还带着浓浓学生味的人来说不啻有着一种独特魅力。而他也对我们很好，出去跑业务的时候，经常带上我，甚至把他手上的工厂介绍给我，这个对外贸业务员来说算得上是倾囊而授了，是非常难得的。慢慢成长，才意识到欠他许多人情，可惜和他已经没有联络，没有机会还给他了。

到了今天，见到刚刚出来工作的年轻同事，我的感觉是他们比我们当年懂的东西要多得太多，也要成熟得多。有的时候和他们交流一下工作上的心得，他们往往心不在焉，因为他们有着自己的一套行事方式，并不一定认同你的心得。这个就像我常常自以为是，以为自己身上散发着成熟的中年男子的魅力，而在年轻的同事的眼里，我只是“中坑”一个，连闷骚也称不上。



这个是中山图书馆，在文明路上。因为离公司很近，走过去只需要10分钟，所以成了我们翘班常去的地方（和右边在珠江新城新建的图书馆相比，我更喜欢这种埋在幽静树荫当中的那种朴实的建筑风格，象中图，象以前的交易会。只是，过去的那个广州似乎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远了）荣他们是去打桌球，以前叫做“士碌架”，广图和中图的地下室都是人气很旺的地方。而我书生习气重，常去看书。往往在里头呆上几个小时，然后再静悄悄溜回办公室，给一天静悄悄画上句号。

一眨眼十五年过去了，那时候我们真年轻。和我一起毕业进外贸公司的同学，留在外贸行业的，有的已经是上市公司的老总，而我，不管怎么努力回忆，却连当时看过些什么书都不再能够记起。

有多少光阴就是这样美好地虚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