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水围的日与夜

1984上有人推荐这出《天水围的日与夜》，于是就下载来看了。

是很平淡，很平淡地叙事的一出电影，平淡得几乎连情节也没有，没有肆意地煽情，也没有刻意的克制，只是很平静，很干净地娓娓道来，却让人从头追到尾不舍得放下，不愿意错过任何一个小小的细节。

天水围的日与夜

上面是个下载的链接，希望你不会因为我那么平淡的介绍而错过这部电影。

然后我还在豆瓣上摘了几篇影评，如果你把电影看完了的话，也许会想打开来看看：

女人六十 ——《天水围的日与夜》

直面城市人生

家常便饭的暖人光辉

一点思考

这些天，在网上看到许多让人唏嘘的消息，比如德国第五大富豪梅克勒Adolf Merckle日前卧轨自杀。梅克勒这位骑脚踏车上班的企业家白手起家，拥有一百二十间公司，雇用十万员工，两年前是世界排名44位的富翁，也是许多人创业者心目中的偶像。他自杀的时候七十四岁。而他并不是第一位选择自杀的资本家。圣诞节前三天，贵族出身的法国资本家德拉维耶伊榭损失了十亿美元的客户钱财，也把家族资金赔了进去。“他于是把自己锁在二十二楼高的曼哈顿办公室里，吞了安眠药，用美工刀割破双腕；追求完美的他还用垃圾桶接住自己的鲜血，以免玷污地毯。”（这段话是照抄网上的新闻的。）

胡晴舫在《中国时报》上说，“危机爆发之前，这些在市场上呼风唤雨的人物犹如住在奥林匹斯上的希腊神祇，个个俊美有力，高不可攀；而今却堕成脆弱凡人，不堪一击。”

当然，同样的故事，以前在看戏，现在就发生在身边。这有点象小时候过马路，从来不看两边的车子，心里面想，我那么帅，车子怎么会撞到我；长大以后发现存着这样的心理居然还能活的好好的真是有赖人品爆发。

前两天，和Celine在MSN上谈起金融海啸给我们生活带来的变化。C说起她看过的一部电影，Kit Kittredge: An American Girl Mystery，美国女孩的秘密。电影写的就是34年美国经济大萧条的情景，父亲一直找不到工作，最后落魄而归，C说她看这电影的时候才开始次贷不久，没太大感受，而现在的感觉就是那样的生活离自己很近，美国的1934年就象是我们现在的2009年。

事情就是这样的，次贷开始的时候，我在负责裁人，风暴真的来了的时候，我也失掉了手上的工作。MSN上面，我把签名改成“这是最艰难的时候”，没有人问我为什么，我想，这是因为对每个人来说，这个都是最艰难的时候吧。

不过，也也许只有这种被迫的改变，才会让我们重新思考一些东西，重新去决定将来的生活轨道吧；而如果注定或迟或早，在将来的某一天，还会有这样的一些困难，需要我们去面对的话，那现在的这个时间，应该不是最坏的。至少，我们还年轻，还有时间去改变些什么。

胡在她的文章说：“此次金融海啸里，真正受到考验的不是我们那早已无可救药的人性，而是我们的信仰与生活方式。现代人大多不信神，家庭关系松散，友谊深浅难定，身分随时变动；对多数人来说，工作才是新宗教，工作伦理则是新的社会道德。我们长时间相处的对象不是亲戚，而是同事；我们天天效忠的对象不是国家，而是公司。工作界定我们的生物活动范围，决定我们的日常生活内容，划分我们的人际圈子。工作表现代表了成就指标，升等加薪会增强自我信心，降级失业则是人生困境，工作的失败往往对等于人生的失败。对德国梅克勒、台湾白文正这类工商之神来说，工作就是一切。工作定义了他们的人生。没有了工作，就没有了生活的目的，也没有了生命的意义。”

我喜欢她的这段表述，也许，也只有这样的动荡和改变才能让我们重拾一些生活中最基本的东西，比如信仰，追求，友谊，还有家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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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 这篇东西写完的第二天，在JWJ上面见到久违的HXT7744，她在我的博客上留言说到，她在往来美国和广州的飞机上面看过这出Kit Kittredge: An American Girl Mystery，其中最让她难忘是片尾的一句话，大约是说‘Think what you have, but not what you lost'。

这话来得真及时，让这些天我心里的阴霾一扫而空。

在德政路上班的日子（二）

工作这么多年一直没有打过卡。在外贸公司的时候，我们有考勤员，就是守传真兼打扫卫生的阿姨，后来到了外企，很快就坐直升机升到管理层去，也就没人对我再提考勤两字了。

出来工作的时候，考勤是一件大事。因为关系到全勤奖金，具体的数字已经不记得了，但是对于当时一个月工资才百来块钱的我们来说，任何收入，都是锱铢必较的对象；再加上刚出来工作，在规章制度面前战战兢兢，迟到旷工这些坏事和我们就更加绝缘。以当时的标准，我住得远，每天要起个大早从火车站挤7路公车到越秀南，嘴里自不然常常抱怨。

不过我们也有自己的乐子可寻。那就是看楼上十八楼箱包公司的笑话。

箱包是最好做的外贸生意，因为有配额。而每年全国箱包出口的配额，省轻岀占了六七成还有多，这样那些生产箱包的厂家要从全国各地赶来，排着队把产品还有客人奉上。所以公司里头前辈们谈起箱包公司的业务员，都是语带轻蔑不屑：“切，这些人，不就是靠个配额吃饭嘛，除了会打单之外，哪有什么实际能力，换他们下来看看，只怕什么单都接不到！！”

话是这么说，可是做箱包真的好啊，看他们每个人都衣着光鲜，年轻的有BP机，年纪大点的，都欲掩弥彰地揣着大哥大，对我们这些刚出校门的小年轻，有着无以言喻的杀伤力；更甚的是据小道消息，他们连搞清洁的阿姨都有差不多三千块钱一个月，真是，都90年代了，还搞脑体倒挂。

不过，他们也有死穴。箱包的老总叫做周老虎，又据小道消息说是部队里头退下来的，出了名的雷厉风行。因为箱包太好做了，业务上实在没有什么好管，所以他选择的管理上的突破口，就是考勤。

据说每天早上8点前，周老虎就会搬张凳子坐在十八楼的箱包公司的办公室门口，如果有谁不能够准八点进入办公室的话，就会给他抓个正着。至于抓住之后的惩罚，众说纷纭，什么样的说法都有。不过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老虎发威，后果很严重。因为到八点还有十分钟，拥挤在公司大堂那两台仅有的电梯前面的人群，一定找不到箱包的人。如果这时候还有箱包的人进到大堂，一定就是拔腿就往走火通道的楼梯跑，因为他们耗不上排队加上电梯层层停的时间。

这时候我们不禁扪心自问：去箱包好吗？答案是，不好，还是自由好。

这是真心话。因为渡过了菜鸟期，我们就开始上班溜号。

写字楼是那种敞开式的办公环境，几个经理坐小房间，外面的空间很大，几十号人，按说领导不想起，是不会发现几个小喽啰失踪的。不过我们还是很谨慎，每天早上回到办公室之后，我们就开始寻找机会在经理科长面前先亮亮相，比如帮科长准备好开水，和经理大声打上几声哈哈，让他们知道小吴小彭小陈都来了；然后再在桌面上摊上几本打开的文件夹，就开始悄悄地溜到外面了。

许多翘班的知识都是业务员里头的大师兄荣教授给我们的。当年他28岁，女朋友是写专栏小有名气的黄爱东西（这也从某个角度说明，当年做外贸也是一项高尚的职业），正是风华正茂，挥斥方遒的时候。对我们这些刚刚出来工作的小毛头来说，他的衣着，他说话的腔调，他的一举一动都是榜样。他身上那种在社会上浸洗过的“江湖”习气，对我们这些还带着浓浓学生味的人来说不啻有着一种独特魅力。而他也对我们很好，出去跑业务的时候，经常带上我，甚至把他手上的工厂介绍给我，这个对外贸业务员来说算得上是倾囊而授了，是非常难得的。慢慢成长，才意识到欠他许多人情，可惜和他已经没有联络，没有机会还给他了。

到了今天，见到刚刚出来工作的年轻同事，我的感觉是他们比我们当年懂的东西要多得太多，也要成熟得多。有的时候和他们交流一下工作上的心得，他们往往心不在焉，因为他们有着自己的一套行事方式，并不一定认同你的心得。这个就像我常常自以为是，以为自己身上散发着成熟的中年男子的魅力，而在年轻的同事的眼里，我只是“中坑”一个，连闷骚也称不上。



这个是中山图书馆，在文明路上。因为离公司很近，走过去只需要10分钟，所以成了我们翘班常去的地方（和右边在珠江新城新建的图书馆相比，我更喜欢这种埋在幽静树荫当中的那种朴实的建筑风格，象中图，象以前的交易会。只是，过去的那个广州似乎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远了）荣他们是去打桌球，以前叫做“士碌架”，广图和中图的地下室都是人气很旺的地方。而我书生习气重，常去看书。往往在里头呆上几个小时，然后再静悄悄溜回办公室，给一天静悄悄画上句号。

一眨眼十五年过去了，那时候我们真年轻。和我一起毕业进外贸公司的同学，留在外贸行业的，有的已经是上市公司的老总，而我，不管怎么努力回忆，却连当时看过些什么书都不再能够记起。

有多少光阴就是这样美好地虚度了。

南园

虽然很多旧同事都离开了，找证明人这件事当然还难不倒我，网络转了几个圈子，拨了几通电话，打了几句哈哈，承诺了几顿估计不会兑现的茶局，还是把所有断掉了的线都连上了。

当然也少不了趁着这个机会，和关系好的旧同事一起吃了顿饭。

饭局摆在南园酒家。

这是搬离河南之后第一次回去。

说起来，差不多三十年以前，自己就住在前进路上，从全家75年移居到广州，一直到70年代末我小学三年级从河南搬到西村附近。

我 在红会医院出生（据说我那生性活泼好动的母亲是在去市二宫看电影的路上突然疼痛难忍，才匆忙赶到医院把我生下来的），在基立村还有前进路读的幼儿园（离开 前者是因为老师太过凶悍），在万松园上的小学，坐14，25或者13路公交车过河北进城，看电影去的是市二宫，逛的是晓港公园，遇 有盛事，吃饭去的最多的也就是南园了。

这是住在珠江以南的人那时候的典型生活吧。我和也是从小在河南长大的同事谈起，他说他记忆中小时候河 南只有大基头和前进路一带比较繁华，可以和河北比一比。这和我的记忆是相符的，印象当中那时江南大道还是新开的空荡荡的一条大街，晚上过去的话是黑乎乎的 一片，车马零落，只是家里有亲戚从香港回来才会到那边去找派出所报备。

南园和大三元，大同，大公，东江，北园，绊溪一样都是广州的名餐厅， 他的特色是园林。常到那里去的时候年纪太小，除了记得餐厅里头的小径边栽的多的是竹子，别的记忆都很模糊了，吃饭的地方进了门好像还要弯弯曲曲穿过几处院 子，全设在外表看起来象亭子的楼阁里头，非常的通风凉爽，屋顶很高，挂了灯还是显得有些阴暗，吃饭的时候有时会有燕子飞进来，不速之客们停在房顶的梁上， 除了我们这些四处张望的孩子，并没有多少人会注意到他们。当然吃饭的人并不象今天这么多，毕竟那时候下馆子吃饭是一件大事吧。

有名的菜只记得一个冬瓜盅。每次去好像都会点，很大的一只冬瓜，镂空了，里头放些冬瓜粒猪肉粒什么的做汤，外面的冬瓜皮上会雕饰上花鸟虫鱼，通常是兰花。这次去的时候还见着有，120块，点的人还是有不少。

餐 厅的风格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夜色中路边还见着竹子，园林的格局没有太大的改动，不过吃饭的地方都装修得金碧辉煌，高高的屋顶也已经给满布装饰灯的天花替 代，冷气放得很强劲，部长们穿着黑色的西装，手里拿着对讲机，不断叫着“地喱地喱”在餐桌间忙碌地穿插。（这个场景我在每一家大的餐厅都看见，仿佛是在同 一个布景培训班里头出来的）。

我们点了鱼肚羹，烧鹅，干煸蟹还有青菜，味道只能够称得上不过不失吧。至于别的，实在留不下什么特别的印象 了。回家之后，在网上搜索，找到不少图片，浏览一下，还是能够看得出来新的装修，设计师是花了不少工夫去琢磨，希望能够保留原来的园林风味的，可惜，一如 既往的，这些心思都淹没在餐厅里头的人山人海当中去了。

这是云桂桥，在晓港公园里头，从晓港地铁站走去南园的路上望进公园里就能够看见。回来之后顺带在网上查了一下，没想到这座桥已经有将近500年的历 史，是明朝和张居正同时代一个叫做何维柏的尚书建的（那时候河南还属于番禺管辖），清朝的时候再重修，开始的时候叫做小港桥，后来因为桥在云桂牌坊附近， 又叫做云桂桥，我估计云桂新村的名字就是从这里来的。小时候，这座桥最有名之处是因为有一出叫做《枫树湾》的电影曾经在这里取外景，电影里头，男主角为了 逃避搜捕，从桥上跳了下去。那时候不比现在，就那么几出电影翻来复去的看，再烂的片子都能够让一方一地出名，还真有些人专门到公园里来瞻仰这座桥。

而我，就是其中的一个！

面试（四）

我在小区的论坛里头看到的一段话可以说引起了我的共鸣。

“我在换前一个单位填 表时，真的记不得自己何时入团、入党了，瞎胡乱填；再换单位时，居然有幸能打开自己的档案，将一些重要的日期、人物（比如入队、入团、入党日期还有介绍人 什么的）专门抄下，以备下次使用。各位有没有类似经历啊，看到自己小学一年级填表时稚嫩的字体、班主任当年的评语，感觉真的时光倒流～～～”

我也有这样的一本本子，里面详详细细地记录着自己从幼儿园开始到出来工作的每一个阶段，包括就读或者工作的学校和单位，开始结束的时间，每段经历的旁边，还煞有介事的写上两个“证明人”。

用“煞有介事”这个词是因为我也不知道如果有一天，真的有人去问起这些被我“委以重任”的证明人，他们是不是还会记得几十年前他们曾经教过的一个学生，或者十几年前他们曾经带过的一个嘴上无毛的小年青。再加上岁月匆匆，恐怕要找回当中的某些人还要依靠运气了。

有这样的感想是因为最近的一个面试的机会。

在 谈的公司，无论是行业还是规模都并不特别吸引，能让人心动的是他们才刚刚开始在中国的运作，蛮适合我这种喜新厌旧的人；再有，能让我一 直狠不下心来拒绝的就只能说是我的惰性了，我总是会有那么一阵子是懒洋洋的，宁可这么拖下去，有一搭没一搭地一轮一轮的面试，也不太愿意去做出任何的决 定。

猎头却不是这样想，面试过了三四轮，他们就开始和我商量，需要我提供以前公司人事以及上司的联络方式，他们受委托，需要做一个reference check，就是所谓的背景调查。

我说好吧。然后就着手准备这件事情。

先是打电话给老吴, 他是我上一家公司当时在广州的人事经理，我们在公司里头一同负责兼并之后的裁员工作。这种工作就和传说中的一起同过窗，一起下过乡，一起扛过枪差不多，最能够拉近人的关系，所以在公司的时候我们的交情一直不错。

不过，电话打通，刚说明来意，老吴就开门见山说“我已经离开公司，到佛山去了！”，停了一停，他又继续下去“小唐和小彭也走了........." 他口中的小唐和小彭都是原来的人事。

“ 那KW呢？”我问。KW是我原来的上司，新加坡的华人，在整个集团里头的职位也是很高的。“他呀，他也走了，回上海去了；”老吴大概知道我还会问下去，于 是主动地继续介绍情况，“胖子走了，H走了，和你一样，走之后也有猎头找我问他的情况，顶你的那个鬼佬回上海了，另外，你的旧上司老冯去山东负责钛 白粉的项目你应该是早知道了吧...........”

最后，老吴还是安慰我，“你就让猎头打我的手机吧，我是老江湖了，总不会证明不了你在某处呆过吧，哈哈！”

猎头我不担心，他们最终的目的还是想把我卖出去，而且还要卖个好价钱，怎么也不会和我过不去。我只是觉得好玩，原来树还没有倒，猢狲倒是都散了。

很快我就发现，原来四处的猢狲都散了。

“谁？”“哦，他走了....有几年了吧！”“她给炒了呀！”“不认识，没这个人”“他早回国了!”

一 切都在我的意料之中，同样的情形，果然也发生在我以前工作过的其他两家公司，一起工作过的上司和同事都已经走得七七八八- 各有各的去处，因着各种各样的理由，有些甚至已经更新换代了好几个轮回了。偶然碰到几个还在的，叙起旧来都显现出异乎寻常的腼腆，“是啊，我还没 走......”，省略号里头的潜台词仿佛是“真够对不起大伙的............”

不过，事情也总有些意外。面试进行到某一轮的时候，考官对我说，“你去见见将来的部下吧，向他们了解一下情况也好！”。于是，很快，我就目瞪口呆地看到我那还没有成型的小小的组织里头，坐着三位我不同时期的旧同事，一同向我展示着意味深长的笑容。

我对面试我的老外抱怨说，“这还劳民伤财搞什么调查啊，把十年没有见过的人都惊动了，干脆待会散会后，你们直接问问我那几个旧同事好了！”

然后，恶狠狠地，我继续抱怨：“怎么现在连进一家新公司也保证不了新鲜感了啊！”

面试(三）

认识H的时候，他是广州的财务经理。这位老兄身材高大，喜欢美食，喜欢在网上 玩连连看，喜欢海钓，是个蛮有趣的家伙。我记得那时候中午出去午餐，短短 的一小时，他也坚持要上功夫茶，还恨不得把鱼翅鲍鱼都点上，可以看得出是个会享受生活的人。不过老板对此倒是颇有微辞，记忆当中他们之间的冲突持续很长时 间，中间惊心动魄，峰回路转，完全可以做为职场的教科书。我后面有心情的话会再找机会提到。

H和我说他去戈尔面试财务经理的经历。

戈尔的创办人原来也是杜邦的工程师，据说他发明了GORE-TEX纤维，不过杜邦每年都有成千上百的新发明，这个发明并没有得到特别的赏识，所以就跳了出来自己创业。

也许是在杜邦的时候的经历使然，这位仁兄认为公司里头的所有同事应该象兄弟姐妹一样，所以每找一个新的员工，都必须得到公司同事的认可（这是H原话的大意，我倒是一直都有些怀疑这个理论，有哪个妈妈生育还需要得到孩子批准的？）

所以H的面试就由他将来的两个部下来进行。

结果，面试的中心问题因为两位未来的同事的执着，开始变成围绕可怜的H会不会去税局报税而转了。H大概实际上也真的没有去过税局报税吧，他只能无力地辨称他是财务经理，这种事情其实找会计去就可以了。

两位面试者很不满意，他们一针见血地向H指出，”在戈尔，财务经理和一般会计要做的工作其实没有太大的不同的，”，（H说到这里，我都可以想象到面试者脸上洋溢着的光彩了。)

“要说有什么不一样的话，就是每个月的财务报表，都需要由财务经理来交给上面！”

面试者终于把棺盖上，钉上了钉子！

在德政路上班的日子（一）

太平沙曾经是广州味道最好的小食店，对老广州来说，他的味道要比上下九名气更大的卖肠粉的银记来得地道许多。当然，强调曾经两个字，不是因为他现在不好了，只是已经很久没有去了，不敢妄下定论。

说起来，那恐怕是所有老广州都有回忆的地方。约莫是在十四年前，我在德政南路那一带轻出工作的时候，就常常和同事跑去那吃一碗牛腩面当作午餐。

这算是加餐，单位饭堂虽然比不上外头的大餐厅，但是那时候外贸单位的福利是很不错的，午餐做得很是价廉物美。而太平沙的价格要比别处的面店都要贵上不少，对当时正式的月收入只有百来块钱的我们来说，总是一笔小小的负担。何况，店子在北京南，离着德政路还有着一段距离，要放弃宝贵的午睡时间，在炎炎夏日里花上十几分钟步行过去的话，心里难免要做一番小小的挣扎。再加上老板吝啬异常，生意极红火，却连冷气也不愿意装上一部，大热的天，吃得满头大汗，心里总会想着，下次就不再来了。

不过这些都是小事了，比起馋起来的时候能够打一顿牙祭来说。

公司下来往右拐去越秀南，还有一家也是店小名气大的小吃，做牛三星的，叫做风味馆，和对面的芬兰浴隔街相望，一样的古老。前一阵子常坐125路公车经过，发现他们连装潢也和十几年前我在德政路的时候一样，没有一星点的变化，心里不免暗暗惊奇，怎么这样的老古董，居然坚持这麽多年了下来没有关门，还能做到一成不变。

牛三星指的是牛心，牛肚和牛腰，极具风味，不过做法和配料其实都很简单，除了主料，就是加上点韭菜，萝卜粒。调味很重要，但关键还是材料要新鲜，才能做得嫩且不腥。

风味馆大小不足十平方，中午也是极热闹的，只是因为地段的问题，到了晚上就开始安静下来。我常常会在下班之后才去，叫上一碗，在灯光昏暗下吃完才回家。

这个店子虽然离公司很近，却也是刘介绍的。她公司的司机阿成，相貌堂堂，长得一副老总的气派，加上走南闯北，见多识广，这家牛三星自然也在他的知识范畴以内。当然，比起我的循规蹈矩，他们的表现要凶悍得多了，常常是老总带队，下午上班时间集体开车跑来吃。以我对他们的了解，估计是呼呼喝喝，最终十块钱上下买单走人。

这算得上一个廉价却有效的公司福利兼保健手段了。

我也做过翻译

翻译真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差事，许多时候还受到不少不为外人所知的限制，所以除了花了钱去购买的服务，比如书籍，一些技术资料或者会议上面的口译，我对担当翻译的人一向抱着一种宽容理解的态度。

两年前应邀去龙华参加一家奥地利公司的开业典礼，做司仪和翻译的是他们的一个员工。这个女孩子前面还能够跟得上几句，等到他们的老总开始滔滔不绝地发表高见的时候，翻来复去能够说的就只剩下一句“公司一定会有光明的前景和未来！”所幸她可以带着笑容，然后每一句用上不同的语气，和她的老总互相呼应。她不是水平问题，只是太紧张了，怪就只能够怪他的老板根本没有想过会议之前应该把讲稿先给她一份。

我见过最有趣（注意：是有趣不是风趣）但是又最有效率的翻译是在日本公司工作时候的阿谭。阿谭并非科班出身，而且志不在此，就不知道为什么他的上司川田总是要把他放在翻译的位置上。

川田平时风度翩翩，但绝不是什么善男信女，配合起高大的身材，发起火来连石井也要退避三舍。我见过他对部门经理训话，拍了桌子，发了一大通的脾气，阿谭的翻译是：”他很生气喔，他正在很激动地骂你喔”；过了一会，挨尅的部门经理也被撩起了情绪，撂下了几句狠话，阿谭又翻译给川田听：“他不服气喔，他也发脾气了喔！”

老谭后来去了本田摩托车，据说还是做翻译的工作，人要改行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愿那句” 把乘骑的喜悦带给人们”的广告语不是他译的。）

我一直没有从事过正式的翻译工作，离开日本公司到欧美公司之后，更是把过去学的渐渐遗忘，连做合格翻译的资格都被剥夺。现在擅长的是对欧美人说日语，然后回过头对日本人说英语。

不过，读大学最后一年，加上刚刚出来工作的头一年，因为闲得无聊，更因为工资太低，对外快有着难以抑制的渴求，倒是献身为电视台翻译了好几部卡通片。

翻译过的都是大名鼎鼎的东西，象《圣斗士星矢》，《足球小将》，《高达》还有《多拉A梦》等等；可是现在回想起当时的这些所谓的“作品”，只能够说除了汗颜还是汗颜。

把我拉上船的是住在农林下路战歌大院的一位姓崔的配音导演，长相有点象《人到中年》里头那位马列主义老太婆，却很慈祥。应该是离休之后闲不住，于是在电视台接了活，然后自己找翻译，找配音演员，找录音室，是位非常能干的老太太。

那时候学校的交通比起我刚到的时候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下午吃完饭，我坐老师回市区的交通车，车子经过执信路的时候，崔导在执信中学的门口等，我们就在车窗交接，她交给我两集的剧本，然后我把昨天的译稿给她，一切就和地下党接头一样，不过没有暗号。除了第一次，她好像真的做了些什么记认来让我认出她，只是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是什么记认了，记忆到这里实在是很模糊。

做了第一次就发现，原来要做好的翻译，真的是很难。

首先是时间。一入崔门深似海，崔马上就成为了我最大的债主，她的笑容简直就和少年赌神里头的千王靳能一样阴险。不论我怎么赶，总是还有厚厚的一叠原稿在我前面等着我去完成。有工作的时候，我不得不开通宵去赶稿，写字写得握笔的两根手指都红肿了起来，想想自己连几年前的高考也没有试过这样拼命（其实高考前我轻松得很），能够完成已经是万幸，哪里还有精力去考虑什么信达雅。

然后，因为没有任何参考，最大的问题就是对这些卡通的背景完全摸不着头脑。《足球小将》还好说，起码主人公们都还生活在地球上，《多拉A梦》也行，毕竟高中的时候还迷过一阵子叮当。但译到星矢，高达之类的，就完全是云里雾里了，根本不知道剧里头讲的是什么，只好见招拆招，完全按照字面的意思去译了，至于前言是不是搭得上后语就顾不上了。那时候还没有互联网，所以我译了好久，连高达到底是人是鬼都没有搞清楚。加上作为有强烈保密意识的前军人崔导为了防止我们几个翻译串通，再把剧本一分为几，我们就更加深陷迷雾之中去了。

其实，译剧本的时候本就应该有画面一起作为参照，但我从来没有拿到过录像带。有些话不看到故事情节的话，根本不可能猜到要表达的是什么意思。更有甚者，我曾经为主人公一句突如其来的台词摸不着头脑，苦思冥想一整夜，后来才发现，其实这句话和上一句话之间在故事里头是隔了两天的。

我就在这种痛苦里头被折磨了两年，直到我不再被那70块钱一集的稿酬所诱惑，把这个工作交给了后来的师弟妹们接棒，才卸下了这付让人又爱又恨的担子。

说起来也是有趣，会说中文的人，我们从来就不会认为他会是各行各业的专家，可是只要你能够说上一门外语，别人就会以为你必然是通晓农工商科学艺术医学甚至是造原子弹的奇人，而且还能够把所有的知识用那门外语准确表述。翻译之难，也许首先是难在如何应付那种无止境的期望吧。

崔导有一次带我去达道路看配音。那也是军区艺术团的一个大院，去到就见到几个非常眼熟但是叫不出名字的演员呆在录音室里头大呼小叫，我刚刚送去的剧本立刻就被派上了用场。开始总觉着有些怅然所失，这还是表演艺术吗？后来想想也是，就那叮当，就那大雄，就那高达，难道还要大伙深研角色，酝酿情绪吗? 无论是作为翻译的我们，还是配音的他们，就都权当动画片事业中被拉来的壮丁好了吧。

最后补充一下我的稿酬的去处，他们都无一例外，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刘就曾经不止一次表扬过我，“你那时工资那么低，还经常请我们吃饭唱歌，不错不错”。

真是一班猪朋狗友。

面试（二）

第一次见石井的时候，是在我们一般叫做六十三层的国际大酒店大堂，他面试我。

那个时候，我正在我表哥的公司里头无所事事，所以到处在找别的工作。而那个时候，报纸上是没有招聘广告的，所以这种面试的机会基本是依靠那个时候最原始的官方猎头–省市的友谊公司，或者是朋友长辈的介绍，可谓少之又少。

这个机会就是刘帮我拣回来的。

说拣回来，一点都不过分。

因为在大陆设立公司的手续繁琐，当时石井在广州找了家顾问公司帮忙，顾问公司是日资的，而实际在外面跑的是位叫做杨丹的中国人。杨丹在友谊翻查档案的时候就相中了刘，可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刘在友谊登记的电话号码居然是错的(非常符合刘的风格:-)。杨丹后来告诉我，他打了许多次刘的电话号码，都联系不上，已经打算放弃了，只是，到了要面试的前一天，觉得还是不甘心，就把面试的联系方法写了张纸条，然后步行从区庄走到动物园旁边的云鹤南，把纸条放到刘的信箱里头，这才总算把刘给抓住。

而那时候，我和刘好得形影不离，所以我也就理所当然地也一起跑去面试。用现在的眼光看来，面试还带上一个帮闲的，学生气不可谓不重。

而石井就是那种可以对这种学生气满不在乎的人。尽管突然间冒出来另外一个，他也照样毫不犹豫，理所当然地面试了我。

石井能够说流利的英文，还因为在香港呆过的缘故，能够说上一口语速非常流利但是措辞常常出其不意的广东话。96年的时候，他应该也有四十六七岁了吧，只是眼睛里头还是常常闪烁着好奇而略带狡黠的眼神。我记得有一次，他向我炫耀他西装里头戴的表，是一块青蛙头的塑胶手表，“二十块，只要二十块”他笑得非常的得意，完全看不出平时在董事会正襟危坐的样子。他还有许多出人意表的地方，比如他把我们在国际大厦的家具设计成紫色的（你没有看错，是紫色的），又比如他对别人常常自称“架仔”（因为日本人喜欢在句子的后头带上一个”が”，广东话的发音就是“架”，所以广东话叫日本人做“架仔”，这个词是带着调侃的味道的，有点像港灿，或者现在流行的BIG6），然后还把别的日本人叫做“日本仔”，让人哭笑不得。记忆当中他常常会为请我们这些同事吃饭心痛不已，在餐桌上就开始哭丧着脸不断唠叨“好贵啊”，但有时候又大方地请我们一起到花园酒店跳的士高（我忘了那儿的名字了，好像是谭咏麟和曾志伟一起开的）。

所以，整个面试完全不是想象当中那样的庄重严肃。

石井先是兴致勃勃地拿出一叠关于眼镜的原稿给我，说是他在北京大学找的一个日本留学生译的，“怎么样？给点意见看看，译的怎样？”嗯，来了，这有点像在考验我的日语水平，可是抬头看看，却发现他的眼神里头充满了期盼，倒过来像是在等待我对他的工作进行裁判一样。“译的很不错啊……”，这是实话，整篇文章语句通顺，用词准确，还没有错别字。“她可是读中文的博士呢！”听到我的评价，石井像是松了一口气，开始活跃起来。

他在研究我的简历。其实也谈不上什么简历，刚刚出来工作几年，能够有什么经历值得写的。可是看见他目光闪烁，我不禁还是有点紧张。“你的简历设计得很不错啊，”我吃了一惊，怎么会关心起这个来了，“这个字符是怎么打出来的？”他感兴趣的原来是这个？！

然后，我们就聊起电脑来了。石井是对那种对一切新鲜玩意都感兴趣的人，而PC在那个时候，绝对算得上是新奇之物，就像我前面提到的，学 WINDOWS，需要花300块钱，而我出来工作的工资，仅仅是70元。所以我这份用现在的眼光看起来简陋不已的的电脑打印的简历，已经足够打动石井了。 “你是高手啊！”石井赞叹不已，“明天就来上班吧！”结论就这么给定下了。

这样的面试仿佛有些儿戏，和我后来进某家大公司所经过的7轮面试相比较，更简直像是在闲扯了。不过，我后来的经验，无论是面试别人，还是参加面试都是，在面试当中，直觉往往是最准的，这种经验屡试不爽，只是总结给别人的时候却往往会变成“面试绝不能够靠直觉，要依靠科学的方法！”

面试的影响也是深远的，一年后，公司上SAP，要找推动项目的本地雇员，石井说就KEVIN吧，他的电脑水平一流，我就一下子从制作简历的“高手”连升数级，晋到公司的管理层里去了。

之后，在公司一共呆了五年。从开始跟着石井一起闯市场，到后来离开他的部门，再后我们甚至有过闹得很僵的时候，我们当面吵架，在邮件里头相互指责，直到他因为业绩不理想，离开公司回日本的总部。

我曾经对他很憎恶，觉得他不够正直，比如他业绩不好的时候，会无视别的部门的付出，而赖他们对他的支持不够；又比如他有时候会亲小人疏君子种种。

可是现在每每回想起来，都会自责自己对他太过苛刻。每个人都是公司里头的一粒沙子，而且只是一粒沙子，老板也不例外。相反，他称得上我在外企里头的第一个老师，我在他身上学到许许多多的东西，这些东西到今天，仍然是我职业生涯里头的宝贵财富。

也也许不再会有一个老板，不管是在现在还是将来，会在回我辞职的邮件的时候，说：“我常常一个人坐在街头的花园，回想起在中国度过的日子，每每泪流盈眶．．．．＂

石井的运气不好，他开拓市场的时候碰到的是市场的低谷，他被迫离开的时候，又刚好是市场的复苏。１０年前，他正是意气风发，满脑袋对未来的冀望和憧憬，准备大展拳脚的时候。然而，事情就像刚刚离开我的上司ＪＢ所说的，“许多事情，你只有几个机会，你没有把握住的话，就不会再来。”１０年过去了，公司里头也许早已经都是新人的天地了吧。

哦，我忘了提刘在面试里头的表现了，那天她应该玩得挺开心的

冷

同事从奥地利来，告诉我奥地利现在的天气有20多度，比起广州还暖，“今年滑不了雪了！”，他说。

看来现在的天气确实是越来越反常了，难怪前几天全球的大城市要一起熄灯来唤起人类对温室效应的警惕。

不过，奥地利的暖冬让我想起的不是环保，而是冷。

从小到大，都生活在亚热带，没有遭受过真正的冷。

记忆当中最冷的一次，是十几年前读大学三年级的暑假，到四川去玩，只带了一套单衣，在去海螺沟的路上全湿了，到了营地，把衣服脱了，没有衣服换，躲在单被里头直哆嗦。

那是真正的冷，因为天下着雨，山上的温度很低，而自己只穿着短衣短裤, 内里全是湿的，冷得身体都不像是自己的。不过，半小时后，在营地的篝火旁，一块烤羊肉加上一口泸州大曲，马上就回复过来了。经过那次才知道为什么有人把酒叫做“刀子”，因为酒一下去，喉咙象被刀子割了一下，撕裂一般，全身“轰”的一下就暖了起来。

在城市里，倒是很少有感觉冷的时候。广州一般是到春节的时候，天开始下雨，阴冷潮湿的天气，寒气刺骨逼人。不过这样的日子往往一年到头只有几天，还没来得及把厚衣服全搬出来就过去了。北方呢，因为有暖气的缘故，呆在酒店或者办公室里头，只穿一件衬衣就足够了，出外的时候添上一件够暖的大衣加上围巾帽子，把外露的地方包起来，从室内去到室外，只要时间不长，空气是清新的而并不寒冷。说得再极端些，那里的冬天比起没有暖气的广州来还要温暖。所以刚开始出差的时候都是全副装备，到后来有一年冬天，经过曼谷飞去赫尔辛基出差，温度从三十度一下降到零下二十，从酷暑到严寒在一天里头都经历了，穿着上的差异也只是一件羽绒加上保暖的内衣。

不过遇到风暴就狼狈多了。

有一次我要从费城飞去布法罗。起飞前的两天，上司TED就提醒我，要把下午的机票换成早上的，因为风暴11点钟会到达费城机场。

说老实话，我当时是半信半疑的，并不相信老土的美国人可以预测到风暴几点几刻到达某一点，不过因为一向谨慎的性格，我还是打电话给公司的旅行秘书把机票换成10点半起飞的。

事实证明，我这个决定做的无比正确。我原来的航班在那一天就一直没有能够起飞，因为风暴在10点45分左右到了，到中午的时候，机场的积雪就有半尺深，所有的飞机都动弹不得，乖乖地呆在机场里，而我坐的飞机在机场呆了一个小时，等到排队在机上喷上防冻液，就顺利地出发了。



布法罗风雪交加，我一个下午都呆在凯悦酒店的房间里头，不过我知道外头一定很冷。洗澡的时候证明了这一点，水从花洒头出来还是滚烫的，到了头上已经是温温吞吞的凉水，让我倒抽了一口冷气。



打电话给酒店投诉，二十分钟后一个穿制服的老头晃晃悠悠地上来，他只伸手试了试水温，就非常权威地挥了挥手，“换房间吧！” 停了停，他大概觉得该向客人说明些什么，“今天太冷了，所有靠外墙的房间的热水管都给冻坏了！”

大公司，小公司

江外江有人在讨论这个题目，我把两者的区别总结成了一句话，

在很多情况下，在小公司解的是应用题，而在大公司做的是证明题。

当然，要对这么大的题目做这样简单的总结是危险的，一是用一句话怎样可以概括方方面面，二是即使是同一个人对着同一件事，往往在不同的时期也会有不同的感悟。

我对这个总结非常满意，满意的程度到了觉得如果需要再说些什么去解释的话，反而会削弱了其中所蕴涵的内容。

另一个我碰到过的有力的总结，是在杜邦工作时候的人事经理说的，他这样评价我们其中的一个一心一意追求数字的总字辈的同事的工作，

“我们是大公司，又不是黑社会，做事情怎么能够这样不择手段！”

这句话可以拿给所有刚加入公司，以为在外资企业业绩可以代表一切的新人看，看似浅白，里头却带着许多生死攸关的学问。

面试(一)

大学毕业的时候，刚刚开始有双向选择这个词，不过工作还是以分配为主，所以大家都很紧张。

当然那时候担心的东西和现在的毕业生所担心的应 该是不一样的。那时候读大学，一个班20个人，一个年级两个班，所以工作是不愁的（据说自己学的专业，到现在还是比较热门，当然这是后话了），主要的担心 有两个，一是会不会分到外地去，二是分到的单位是不是好单位，毕竟跳槽在那时看来还是一件大事。

现在想起来，是有些紧张得过了。因为我在第一个单位只呆了一年，走的时候并没有太多的枝节或者牵挂，并不像自己在分配的时候想象的那样，单位一旦选择的不好就是世界末日。

只参加了一次单位的面试。

公司是做外贸进出口的，规模很大，在全国排前十位吧。不用说排在前列的都是做石油化工的，从这点来说我们这家以百货轻工为主的公司，在那时候确实是做得很不错的。

那时候外贸还是最热门的行业，所有有门路没门路的都想往里面跑，所以单位组织的面试吸引了很多同学。

现在回想起来，许多记忆都模糊了，只记得来面试的副老总说过的一段话，大致如下

“大家都觉得做外贸很风光，其实做外贸最艰苦了！大家一定要做好心理准备，要能够吃苦！”

老总说到这，应该是顿了一下，

“比方说，有时候你睡到半夜，公司来电话让你出国，你就得马上收拾好行李出国，不能够有丝毫的怨言…..”

到这里，作为听众的大学生们都很激动，觉得自己有义务去吃苦去从事这伟大的事业。

现在想起来，这是我听过的最激动人心的招聘演说了。

当然那是非互联网的时代，学WINDOWS要交300块学费，而我刚出来工作的工资是70来块。

这个老总两年后到省外经委当了副主任。

而我一直到离开公司都没有吃过什么苦，也不知道后来做外贸的是不是还需要半夜从床上爬起来收拾行李到国外去－那时候，真的是艰辛的岁月！